上海姑娘写就内蒙史诗

　　1956年，22岁的辛沪光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写成了《嘎达梅林》，这个小女孩能写出那么一部大气磅礴的交响作品，令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吃惊不吃惊——我一心想写，主要是那个情节那个故事特别动人，非常能震撼我。要毕业了，我就想应该写一个能反映我在音乐学院五年学习水平的东西，我看到‘嘎达梅林’那样一个民间叙事长诗以后特别感动，所以就拿这个题材写了一部交响乐。”

　　很多人都以为《嘎达梅林》的作曲者应该是个强健刚猛的蒙族汉子，没想到她本人却是一位柔弱的南方女子——听过《嘎达梅林》这个音乐的人，脑子里就对音乐的作曲者有三个猜测：第一是成年男性；第二是蒙古族血统；第三常年在内蒙古草原生活，而辛沪光却完全不符合这三个假想：当时的她不仅是一个没有丝毫蒙古族血统的年轻女性，而且之前也从来没去过内蒙古。“我祖籍是江西，从小就在上海生长，所以就是说起来也怪，小时候老师上地理课讲内蒙古地广人稀，多少平方公里才一个人，冬天刮了大风，能把鼻子冻掉、能把耳朵冻掉、能把手指头冻掉……哎呀，那时候简直不可思议，那样的地方还能活人——那时候我对内蒙古就这么个印象。没想到搞音乐以后会喜欢上内蒙古的那些音乐，就像吸铁石一样的被吸过去了，所有原来的想法也就早都忘在脑后了。”

　　如果仅看外表，的确难以想象一个上海女孩竟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的交响乐作品来：“‘嘎达梅林’的故事本来就非常感人，他本来是王爷下面一个掌握兵权的官，但是他为了百姓的生存环境几经周折还曾被抓起来，最后他劫狱逃出来以后就打出了造反的革命旗帜，为了民族的利益聚集了很多牧民，最后却被叛徒出卖中了埋伏，结局非常壮烈。我看到了整个故事，就好像这个画面都在我眼前浮动的那种感觉，本身就激动得不行，我说这实在是适合写交响乐的东西，所以就这么写出来了。”

　　蒙族同学成为终身伴侣

　　1951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辛沪光是解放后的第一批学生，那时从长相到性格都是个秀气的上海姑娘，完全还没有蒙古人的气质，也正是那时她才开始接触蒙古族音乐：“我们那时候喜欢看一些东北民歌集、蒙古民歌集，后来内蒙古歌舞团到内地演出，一下就把我抓住了——哎呀，这些音乐真好听！我每天都去看，有时看完了学校的大门都关上了，于是我就爬墙进去，就这样着迷得不得了。另外在接触一些音乐之后，我就拼命收集一些有蒙古族特点的东西，包括唱片、画报、资料。”

　　辛沪光的同学美丽其格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作者，由此她也认识了很多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同学：“他们同一届里头有一个管弦系的同学，他们那一届音乐学院就取了他和美丽其格两个男生。他是在管弦系学黑管的，经常和美丽其格到我们作曲系的自休室来，我们就这么熟悉了，那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也不是很多，反正互相也就这么接触了。我就在交往中搜集他带来的一些内蒙古的东西，他们1952年还去内蒙古带来了一些蒙古族的唱片、资料、画片、画报，但只要跟内蒙古有关的我都有兴趣，我都收了下来。”正是这个在管弦系学黑管的蒙古族同学，后来就成为了就成为了辛沪光的终身伴侣，于是辛沪光对蒙古族文化的接触也就更多了：“因为嘎达梅林的老乡就是我老伴的故乡——就是科左中旗，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们那个地方，他经常跟我讲一些故事，也介绍那儿的一些民歌，我也跟他学唱蒙文民歌，他也是我《嘎达梅林》的第一个听众。”

　　大学毕业后，已经由《嘎达梅林》而成名的辛沪光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问题，其实她这样的学生很多地方都要，想留在北京没有什么问题，回上海也没问题，但她却选择去了内蒙古。“我那时候什么也听不进去，反正就要去内蒙。我就是觉得搞作曲的应该有丰厚的土壤来滋润自己，另外既然我爱上了蒙族音乐，那么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真正体验。我写《嘎达梅林》的时候只是一种想象，但是当我真正创作时却什么也不知道。我一心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填表可以填三个志愿，我三个志愿就都写了‘内蒙古’，那时候脑子很单一，就是我喜欢那儿的音乐，我一心就想真正到草原上去。我们家也没太反对——说你既然选了蒙族对象就那样吧，他们也没拦着我就那样过去了。”

　　为毕业梦想深入牧区采风

　　辛沪光第一次走进内蒙古还是有些失望，她本以为在呼和浩特能够见到蒙古包，没想到那里是个满是高楼的大城市：“我被分到当时内蒙古惟一的文艺团体——内蒙古歌舞团，在团里的创作组负责创作。一年以后，我就申请深入到牧区，在那里感受感受牧民的生活，刚过1958年春节就卷着铺盖当牧民去了。我觉得既然到了那儿就要写出反映内蒙风格的东西，否则还不如在北京待着呢。当时老伴怕我冬天去草原不行，但我说人家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就买了皮大衣、皮帽子，全副武装了才过去。那个时候是大冬天，汽车、马车都没有，我们就骑着骆驼走了三天三夜。”

　　深入草原的采风队受到了牧民们的欢迎，他们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奶茶、奶豆腐，手扒肉……只要是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他们，辛沪光暗暗在心里说：这些老乡，对我们真好。“我小时候在上海从来没吃羊肉，后来在学校的时候爱人带我去吃了一次涮羊肉，可吃完以后总是有股膻味，不觉得特别喜欢吃。可到了内蒙以后却是有啥吃啥，也没有觉得特别反感，后来慢慢也就适应了，只是特别盼望吃蔬菜，可牧区没有蔬菜，我们就在草原上拣沙葱，拣了一大堆腌上，煮面条的时候放上点，或者做馅包在饺子里，这是我们惟一的野菜了。回去的时候，有个牧民带着我到饭馆吃饭，我就叫了好几个菜，可那个牧民说他不吃这个，这是牲口吃的。”除了没有蔬菜吃，牧区还没地方洗澡，时间久了身上就长出虱子：“我在老乡家住，总觉得身上老痒，原以为是皮肤过敏，就找大夫来把脉看，开了点蒙药也还是痒得不行。那么长时间都是一个蒙古包里，我没法去换衣服、洗衣服，就想办法被窝里面换，后来发现我衣服上怎么老是钻出个不认得的虫子，别人说：‘那不是虱子吗？’我才认得这就是虱子。”

　　每天晚上是辛沪光最幸福的时光，她就买上两瓶酒去牧民家听他们唱民歌，整个晚上都是歌的海洋：“我们没有录音机，完全靠手记，有时来不及了就先标个主要的，过一会儿再琢磨唱给他听。我那时候正学着用新蒙文整理民歌，都是用蒙文记词。”由于常学到很晚，辛沪光不得不独自在空旷的草原上走夜路，有一天她迷路了，找不到回来的方向——旗长曾告诉她在草原上迷路就趴在地下听狗叫的声音，或者看天上的星星、看蒙古包的灯光，可那天满天都是星星，趴在地上什么也没能听出来。辛沪光吓得大叫，她住的那家老太太听着了，就拿着电棒跑出来把她领了回去。

　　儿子三宝再谱《嘎达梅林》

　　一晃五十年过去，辛沪光一家都已离开了内蒙草原，目前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就是现在的著名音乐人三宝。以前人们在介绍三宝的时候，会说“他是辛沪光的儿子”，而如今在介绍辛沪光的时候会说“那是三宝他妈”。

　　辛沪光说，三宝自小就表现出很强的音乐天赋：“那时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样板戏在收音机里放，他就能根据节奏加上动作；他听到卖冰棍的调子，就跟着用呼和浩特的口音哼唱，还能够自由发挥。他的耳朵很好，听过的音乐他都能记得，他那时候还偷我唱片，直到后来他自己说了我才知道原来如此。”后来三宝也写了一系列以蒙古族音乐为主题的作品，辛沪光对其中的《规》特别喜欢：“1993年我去美国，他就给我寄过来，有一个马头琴和小提琴的二重奏带爵士感觉又有民族风格，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每段里头都有他想象的意境，我觉得那东西挺好。”

　　前几年，三宝跟母亲打了一回擂台——他重写了一遍《嘎达梅林》。那时候不少人对三宝的《嘎达梅林》有所置疑，他们认为从小在内蒙长大的儿子全没了当年母亲那种强悍的光与力，觉得三宝太抒情了，婉转的长调蕴含了美丽的呻吟，刚烈变成了阴柔的基调，没有母亲那么宽广的胸膛，可作为母亲和原作者的辛沪光却不这么看：“他有刚烈的地方，比方说他也用了民歌，还有战争场面的那些激扬，可嘎达和夫人的爱情主题却是抒情的。我觉得他抒情的也有、壮烈的也有，不是说他是我儿子我就夸他，他把民歌的弦法、特点感性地划在自己的感觉里，我都可以分析出怎么回事。我对收集的民歌做了一些研究，给他们讲民歌课的时候也讲像爱情主题是怎么样，蒙族民歌里弦法规律实际是没有的，他完全是靠感性做出来的。小时候，他就在我们内蒙音校大院里整天听那些东西，他完全是感性的，倒不一定会理论上升，因为他不是专学作曲的，是搞指挥的，他就靠自己的感觉也够胆大了。他没有那么多想法，我就喜欢，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有这个使命感，他现在也是。后来修改时他还请我去了，比如马头琴部分怎么润色，我给他说一说，他基本上都写进去了。他觉得这个《嘎达梅林》好像就应该是他写，我们一家都跟‘嘎达梅林’有缘——他爸就是那个地方的人，他妈写了《嘎达梅林》，那他就义不容辞了，而且听说他是主动要求写的，也是属于一根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