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得只能在飞机上背谱

　　上海爱乐乐团只是陈佐湟担任音乐总监的乐团之一，他同时也是墨西哥UNAM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陈佐湟的妻子女儿都已在美国定居，但他却说不清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其实一年到头满天飞，如果说家的概念在哪儿待的时间长的话，真难说哪儿算是家。有一次我自己算算，去年我差不多有一个半月时间在天上不断地飞，但就是这样的状况还是因为我去年推掉了15场音乐会，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美国、墨西哥和东欧一些国家，因为我实在跑不过来了。人的一天就24小时，一个礼拜就七天，一套音乐会的排练和演出大概就要一个星期，这里还不算旅行的时间。一年52个礼拜如果分一些给上海、分一些给墨西哥，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其实这种状态我不喜欢。往前倒算五个礼拜，开始我是在上海排练，演出完的第二天一早就飞到美国待两天，然后就去了墨西哥，那里有五场音乐会、三套节目，两个半礼拜之后再回家一天，然后就又往上海跑，直到上海爱乐乐团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结束，这就是我一年里通常的状态。”

　　虽然在指挥台上威风八面，但陈佐湟认为自己台下的生活“相当地可怜”：“五个礼拜这么多场音乐会，没有一套音乐会的曲目是相同的。对于一个很认真的指挥来说，不管指挥过多少次或者背过多少次谱子，每一次排练都是新鲜的经验，你还得再从头看起来——这里的道理很简单，那么我在国交指挥过第四交响乐，也在墨西哥乐团指挥过，还在原来的美国乐团指挥过，但是上一次我指挥第四交响乐到这次音乐会可能隔了一年时间，而且在一年之内还指挥过很多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以当我又回到这部曲子的时候又等于是一个新谱子。所以我在飞机上其实很多时间是在读谱，在飞机上读谱有一个好处——上面没有电话，你可以不用跟不认识的人搭腔，那几个钟头是可以很专心的。”

　　著名指挥出身文化世家

　　陈佐湟的父亲陈汝惠是一位教授和作家，而他的兄长陈佐洱曾出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司长。陈氏家族中出了不只一位文化界名人，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陈佐湟却成了家里唯一从事音乐事业的“离经叛道”者：“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但是他们的专业都跟我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再推远一点，我有一个堂哥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叫陈佳洱，前几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他就是北大校长，他是一个技术物理方面的一个专家，而他的父亲就是陈伯吹，可能人们对这位儿童文学的老前辈比较熟悉。”

　　在陈佐湟只有四五岁的时候，他跟随被调到厦门大学执教的父母搬到了鼓浪屿，住在他们家隔壁的就是著名钢琴家殷承宗，陈佐湟也第一次深入接触了音乐艺术。“虽然我们是这样一个家庭，但是家里却没有人搞音乐，所以我搞音乐是挺偶然的事情。我们是教书匠的家庭出身，这可能对于我们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成长都有着很大影响，当然自己走的路与后来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家庭以外的各种熏陶也有很大关系。鼓浪屿是一个音乐氛围很浓的小岛，他们的钢琴博物馆里面还有我的照片，鼓浪屿人至今还认准了陈佐湟是出生在鼓浪屿的……听说最近厦门海滩上又开辟了一个音乐公园，其中有五个出身于厦门和鼓浪屿的音乐家塑像，我非常荣幸也被放在其中。虽然我不是鼓浪屿人，但是我的音乐道路确实是从鼓浪屿开始的。”

　　至于“启蒙老师”之一的殷承宗，陈佐湟与他居然是“一补之缘”：“那时候国家想送殷承宗到苏联继续学习钢琴，可当时学校不让他回家，要他在暑假里补习俄文。恰好我母亲是厦门大学的俄语教师，所以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理由向学校申请他暑假回家，因为他可以每天到我家里来补习俄文。后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鼓浪屿招生，我由于不是应届生而错过了，但由于殷承宗的特别推荐和介绍，我和一批已经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的孩子一块到北京参加补考，就从那个时候真正地走上音乐的职业道路。”

　　我和女儿一同上学去

　　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陈佐湟也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并进入了如今在世界乐坛有很大影响的78班。“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电影乐团指挥，很希望能重新回学校上学，因为这是多年以前失去的机会，心里总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那年我女儿已经是小学一年级了，她的爸爸上大学一年级，我们俩就天天一起上学去。幸运的是，我跟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瞿小松都是这一班的，我们和邵恩、胡咏言都是在音乐学院那个上下铺八个人小屋里睡出来的。”

　　28年前的那次高考对于陈佐湟和谭盾他们来说已成为一个重大事件，身为班长的陈佐湟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我是听说北京考区考分第一大概是陈佐湟，因为很多同学传说‘有一个钢琴弹得挺棒的，在外面当指挥的来考一年级’，其实我那点七零八碎的知识都是不成系统地积攒了一些。回学校上课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的年龄实在太大了，从1965年附中毕业到1977年回来考试，已经中断了12年。那时候吴祖强先生是我们的院长，我就去找他说有没有办法让我考同等学历，我不能再等五年半，否则头发都等白了。正好那时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招收一批出国研究生，我说我愿意考所有指挥系和作曲系毕业班的课，考过能不能算让我考研究生，如果考不过我就接着上课，所以我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考了14门课。所以我其实在这个班里只待了一年多就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作为指挥专业研究生去美国继续我没有完成的学业。我们处得挺愉快的这班同学后来大部分都变成了作曲，指挥系重新成立以后我就和邵恩、胡咏言三个人又转到指挥系去了。我们班的每位同学在没有考试入学之前都经过了一段自学的道路，但大家都是在朝着一个目标走。十年的考试攒到一块考，那届考生当中毕竟还会有一些出类拔萃的苗子吧。”

　　28年后重盼“同学会”

　　执掌上海爱乐乐团之后，陈佐湟和在上海设立创作基地的谭盾得到了很多叙旧的机会：“谭盾前两天还问我还记不记得他搬过一次最贵的钢琴——那时前总文工团分了新房子，我们就搬过去了，但我之前曾用200块钱买了一架旧钢琴，我就把我们那帮同学全招过去，说礼拜天下午帮我搬钢琴，然后在我们家搓一顿——由邵恩掌勺，谭盾、叶小钢都统统来搬钢琴，最后他们一起帮我把钢琴抬到三楼上去了。”

　　陈佐湟的同学刘索拉曾以他们这一届学生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别无选择》，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瞿小松都成为了化名人物，每个人都非常有天才也异常疯狂。陈佐湟说自己并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出现在小说里，不过在刘索拉的笔下还是有着一位作为“风流倜傥衣领雪白的班长指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班学生都是蛮正常的，每个人后来在艺术创作上都走了不同的道路，也都是个人物。前两天谭盾还在跟我商量：‘班长现在你回来了，正好我们可以搞个同学聚会。’我觉得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也觉得这班同学重新聚会还有很多困难，因为各个都是大忙人，但是谭盾已经给我出题目了，他说咱们就叫“世界音乐中国根”好不好？我觉得他名字起得挺好，因为我想实际上不止谭盾一个人，陈怡、陈其钢、苏聪他们在很多国家都担任过音乐总监，在世界古典交响音乐领域里，我们的影响早就跨出了国界，而且对当地的音乐文化形成和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那么说世界音乐并不为过；无论是‘中国根’或者‘中国心’，毕竟不管最后的艺术形态如何或者已经走到了哪个境界，我们都脱不了中国这个根，在我们的艺术创作中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影子。我想什么时候这帮人都能空出一段时间来，不管回到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大家能在一块聚一聚，可是如果开音乐会的话，每人的作品都演一遍那可真受不了，可能演一个礼拜都演不完，哪个乐队能有那么大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