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勒10部交响曲中，第十交响曲是一部未竟之作。这部作品，只有第一个乐章是完整的，后面有的乐章只有几行谱和一些配器提示。“从上世纪20年代到 80年代，很多作曲家都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续写这部作品，至少有六七个版本，都在被演奏。”陈佐湟说，“我们到底怎么演?一度也难以做出决定。最终，我们 决定就演第一乐章，因为这一乐章最完整，后世没有任何争议。这也算是接近历史真实吧。”由于第一乐章约为20分钟，无法支撑起一场音乐会，剩下的时间将由马勒的其他作品填补。

　　“生怕指挥棒杵到梁宁和孙秀苇”

　　为了马勒，大剧院破天荒将一场大型交响音乐会——马勒系列首场音乐会演出时间定在了下午。如果将时间拉回到1894年3月29日的那个下午，便会理解大剧院此举的深意。

　　那个下午，19世纪伟大指挥家冯·彪罗的葬礼在德国汉堡举行，现场有近3000人聆听童声合唱的赞歌，马勒便是其中之一。据说，当马勒听见第一句“复活，是的，你将复活”时，有如身受电击。回家后，他便开始动笔，写下了名为“复活”的第二交响曲。

　　百余年后，2011年7月9日下午15时，在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指挥家陈佐湟率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年轻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奏响了“复活”，为接下来持续5个月的“马勒工程”鸣锣奠基。

　　由于参演人数多达300余人，舞台上显得有些拥挤。“大合唱的时候，指挥的动作幅度应该大一些，不过我还是有些收敛，因为我怕指挥棒杵到正站在指挥台旁边唱歌的梁宁和孙秀苇。”陈佐湟说。

　　马勒在总谱上标有一点提示，“马勒二”第一乐章演奏完之后，指挥有5分钟休息时间。不过陈佐湟并没这样做。“马勒自己也是指挥家，他知道指挥完第一乐章有多累，所以特意作了这样的标注。”他笑着解释说，“不过我没法做到啊，因为我就算从指挥台上下来也没地儿站啊!”

　　这场音乐会的彩排被安排在演出前一天，“要是当天走完台再来一遍演出，非累死不可。”陈佐湟说，“那天我们一直排练到晚上7点钟，超时了一个半小时，不过大家一点怨言都没有。”排练过程中，他对各个环节的要求都很高，比如某些地方合唱不能太响，女高音不能有颤音……“他们很快都做到了！就连乐队都为他们鼓掌。那一刻，我就预感到这将是一场好演出!”陈佐湟说得有些激动。

　　实际的演出效果没有让乐迷失望。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通过论坛、微博诉说感受。网友“奥斯卡088”在微博中写道：“马勒是一片浩瀚的大海，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说出马勒这片大海的全部，因为马勒的作品包容着并高于整个世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一遍地聆听，寻找这片大海的精髓。”

　　被马勒深深“刺激”的，不仅是观众，还有乐队的演奏员们。陈佐湟说，当天下午演出结束之后，演奏员们兴奋至极，晚上11点多钟，他还接到国交几个演奏员的电话，“他们说此刻正在喝酒，在聊下午的演出，在聊马勒……”在他看来，一场音乐会让观众满意不容易，让乐队自身满意更不容易，“这场演出让我们更加有了信心!”

　　这场音乐会，观众坐得满满的，包括大批“80后”乃至“90后”。乐评人许禄洋便是一位“80后”。他觉得，中国乐迷有幸在新世纪赶上了“马勒年”，现场聆听马勒的机会成倍增加，这可是老一辈古典发烧友们不敢幻想的现实景观，“中国乐迷不用再去羡慕欧陆的马勒狂欢节，似乎我们也可以将马勒从自己的锦囊中取出，不是奢侈品，而是定心丸，就像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

　　人物速写

　　世纪孤儿 精神先知

　　景作人

　　在世界音乐之林中耸立的无数音乐巨人中，古斯塔夫·马勒是一个特殊人物。

　　1860年7月7日，马勒出生在波希米亚卡里什特小镇一个犹太人家庭中。父亲是一位酒厂商人，母亲是一位肥皂商的女儿。马勒的家庭卑微贫寒，子女众多，再加上受排挤的犹太血统，故生活始终处在社会底层。然而，家中排行老二的马勒却显示出在音乐上的与众不同，身为酒商的父亲很快便发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下，马勒走上了学习音乐的道路。据记载，马勒6岁参加钢琴比赛，8岁已能为别的孩子教课，15岁进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后改学作曲及指挥。

　　马勒一生的主要作品包括十部交响曲(第十未完成)，一些歌曲和四部声乐套曲。这四部声乐套曲分别是：《流浪少年之歌》、《孩子们的神奇号角》、《亡儿悼歌》、《大地之歌》(根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王维等人的诗谱写的交响声乐套曲)。

　　马勒是一位“双料”音乐大师，然而在他生前，人们却只承认他的指挥才能，而对他的作曲业绩则“漠然处之”，甚至还有人进行贬低。但也有少数高明的有识之士，他们热衷于马勒的艺术，“嗅”到了这种音乐的超前和伟大。以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特、威廉·门格尔贝格为首的一班人，就是声援马勒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各自的艺术活动中，高举着马勒的大旗，努力推广着他的作品。

　　进入20世纪后半叶，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地位被确定、巩固和提升，一股“马勒风潮”也逐渐开始席卷全球，他的音乐，特别是他的交响乐和声乐套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人们从这些音乐中，真正领悟到了马勒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他所倡导的人生哲学，即对人类的爱，对自然的崇敬、对上帝的信仰、对命运的悲叹、对死的理解以及对“天国”的憧憬。

　　在近代作曲家中，马勒的孤傲是人所共知的，他愤世嫉俗，但又桀骜不驯。这种性格以及“神经质”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现象以及马勒自身的生活处境息息相关的。马勒生活的时代，社会上政治动荡，十分混乱，他所处的奥匈帝国更是危机四伏，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升级。马勒身为波希米亚人，又是犹太血统，自然受到深深的排挤、中伤和迫害。在这个歧视外族和排犹主义盛行的国家中，马勒无时无刻不感到孤独和冷漠，他在无援无助的精神压迫下，时时感到彷徨和无奈，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三重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人的眼中，我是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的眼中，我是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到处都是一个闯入者，永远不受人们的欢迎。”

　　19世纪末是晚期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创作上，马勒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交响乐创作的内在意义与外在形式，为这一体裁形式步入新的世纪开拓了崭新的道路。如今，人们公认，马勒的交响曲极大地丰富了这种体裁的表现能力，扩张了它的戏剧性张力，且将交响曲的形式“膨胀”到了极点。伟大的马勒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盏不灭的明灯，而这盏明灯的标志性意义将永存在世界音乐艺术的光荣史册 中。

(李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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