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奥地利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诞辰150周年，2011年是他逝世100周年，历史的目光连续两年聚焦在这个天赋异秉的艺术家身上。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更是一个契机，一个向马勒致敬的契机。从7月9日至12月2日，在世界历史文化名都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在5个月时间内，邀请7支中外乐团上演马勒的10部交响曲(第十未完成)。如此密集、全面的“马勒式轰炸”，在世界乐坛已属罕见，在国内更是首开先河。

　　不谈论马勒就OUT了?

　　相对于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言，中国乐迷对马勒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熟悉度。但这并不妨碍马勒潮流的逐渐来袭。

　　在中央芭蕾舞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张艺的记忆中，马勒的作品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零星上演。他印象最深的一场演出是1995年4月21日，来自美国的一位业余指挥家卡普兰，在北京世纪剧院指挥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演出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

　　“卡普兰应该 算是最早把马勒作品带到中国乐迷面前的人了。他虽然是一名业余指挥家，却被世界乐坛公认为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最佳演绎者和代言人之一。”关于卡普兰，乐坛上还有一段佳话。有一回，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因故无法演出马勒第二交响曲，他当即邀请卡普兰从美国飞到慕尼黑救急。很多人纳闷，欧洲有那么多指挥大家，梅塔为何舍近求远“搬”来卡普兰这个金融出版家？他自有道理：“卡普兰是唯一一个不需要排练就能上场指挥‘马勒二’的人。”

　　在卡普兰“拓荒”之后，国内乐团开始陆续上演马勒的作品，比如，中国国家交响乐团1996年成立后的新乐季，汤沐海指挥演奏马勒第一交响曲，大放异彩。近年来，中国爱乐乐团等也数次上演马勒的交响曲。

　　另据乐评人唐若甫粗略统计，国家大剧院自2007年年底正式开业以来，3年多时间内推出马勒作品音乐会至少20场。到2010年底，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演的马勒交响曲已覆盖第一、四、五、六、七、九、十，完成了马勒10部交响曲中的7部。

　　“最近10年来，马勒作品在中国演出得越来越多了。相比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现在乐团的演奏水平可是提高了不少。那会儿演马勒，可能要排练10天，甚至是半个月都有可能。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成熟的正规交响乐团一般需要4天、8个排练就能完成了。”张艺说。在他看来，这次大剧院做马勒系列，既是中国交响 乐发展水平提升的一次证明，也是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在文化上与世界的一次对话。

　　即便如此，相比于欧美乐迷，中国乐迷现场聆听马勒、感受马勒的机会并不太多，就像乐评人许禄洋所形容的那样，“马勒音乐会仍然是稀缺文化产品，人们听一场马勒一点不比在二环路上碰见一辆玛莎拉蒂容易。”于是，乐迷们更热衷于通过录音来聆赏马勒。“资深乐迷在网络上张贴各式各样的录音版本比较。网络上马勒大旗一挥，便有豆瓣、‘微博控’们纷纷响应，不谈马勒大有被时代Out的危险。”许禄洋说。

　　在这种情况下，大剧院的马勒系列无异于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就像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院长伊万·凡·卡姆图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的反应：“国家大剧院做这件事情，就像我第一天来大剧院的感受一样，我惊讶于你们的努力。同时，我想对中国观众说，能够在一个集中的时间里听到马勒的音乐，很难得，现在，这个绝好的时机到了!”

　　马勒：不够格的怪癖作曲匠?

　　“我的时代会到来的。”马勒生前曾如此豪迈地预言。

　　放眼当下，演奏马勒作品正在成为世界乐坛的潮流与趋势。据说，2011年全欧洲将举行超过2000场次的马勒作品音乐会。此外，如同2011年德国莱比锡的马勒节、波兰的马勒音乐节、英国爱乐乐团的马勒系列音乐会一样，每一次曲目全面的马勒系列音乐会的上演，都将成为演出所在地乐迷的盛大节日并受到世界瞩目。“我想，如果马勒知道这一点，一定会很开心的!”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幽默地说。

　　马勒当然无法知道这一点。他生前感受 更多的，是人们对他的非议和偏见，甚至有人说他是“完全不够格的怪癖作曲匠”，因为他的音乐写作路数完全属于“异类”，根本不符合正统审美标准，尤其违背了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传至勃拉姆斯的德奥音乐衣钵：统一、凝练、逻辑、连贯，甚至与其背道而驰，就像当时有人形容的，“充满无谓的喧哗与骚动”。 纽约一位评论家直言：“从马勒的音乐中我们看不到什么有长久保留价值的地方。”

　　整个20世纪上半叶，马勒的作品很少出现在音乐舞台上。“但以1960年马勒诞生100周年为节点，马勒作品的演出率开始逐渐走高，目前他留下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了保留曲目。这也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从而形成全球性的马勒复兴。”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马勒研究专家杨燕迪说。

　　在杨燕迪看来，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必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马勒的“复活”同样如此。“1960年代正值西方所谓后现代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思潮的形成期，艺术空气中弥漫着某种迷茫而又混乱的气息。在音乐方面，现代主义的理性推进和语言探索在此时走入死路，放肆的实验和激进的拓展在此后则成为强弩之末。而马勒的音乐特质，恰如榫卯交合般奇妙地与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感觉相匹配。”

　　如今，马勒作品的艺术地位已经得到世人承认，而其演奏难度之大也是公认的。很多指挥大师对此都望而生畏。捷杰耶夫就曾说过，马勒第七交响曲是他所有交响乐中最让人感到棘手的一部，也是他迄今指挥过的各种交响乐中，最令他视为畏途的一部。他说：“我干指挥这一行已经30多年，但是遇到马勒第七交响曲，我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这部交响曲能轻易摧毁一个人积累多年的江湖英名，好比在空中走钢丝，一不留神就会稀里哗啦。如果有别的指挥大喊一声‘马勒第七交响曲真是一个鬼门关!’我肯定会连连应声附和。”

　　苏黎世乐团与柏林爱乐“较劲”

　　“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心里常常这样想：有，总比没有好;做，总比不做好。做，虽然不完美，但不做，也许更‘糟糕’!”坐在国家大剧院新闻发布厅的一角的陈佐湟以一贯的平和、儒雅的口吻说。从马勒系列策划、启动、开展至今，这位指挥家心里从没停止过忐忑，也没停止过“安慰”自己。

　　十场音乐会、十位指挥家，十部马勒交响巨制，在很多人看来，大剧院此举实在是太疯狂了。能否驾驭得了？如何保证每一场演出的水准？一系列充满质疑的问题不可避免。用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任小龙的话说，“如果这个局攒不起来，就把我们撂那儿了。”

　　首先，想要使国外乐团“不约而同”地都演马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次马勒系列音乐会是一次国际水准与中国色彩的融合，因为不仅有中国指挥家、乐团和歌唱家参与，还有柏林爱乐乐团、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亚洲爱乐乐团、捷克爱乐乐团4支国际名团，其中包括艾森巴赫、夏巴多、大卫·辛曼在内的国际指挥大师的加盟。

　　作为交响乐坛的王者，柏林爱乐乐团最初计划带来的曲目就是“马勒九”，因为这是水准、实力与王者气质的体现。亚洲爱乐乐团2010年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马勒一”，这次将再接再厉上演“马勒四”。

　　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最初选定的曲目并非马勒作品，但有意思的是，该乐团现任经理从前曾是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当他听说柏林爱乐将演出“马勒九”后，很快决定调整曲目，换成马勒作品。“估计他在想，人家都演马勒了，自己也不能跌份儿啊，何不抓住这次机会，跟柏林爱乐较较劲，把他们‘打’下去!”任小龙开玩笑说道。

　　动静最大的是捷克爱乐乐团，听说大剧院有“马勒系列”之后，愣是彻底更换了原本已经计划好的曲目。最终，他们“抢”到了“马勒六”。“不管是哪支乐团，大家对马勒作品都有着相同的情怀，参与马勒系列音乐会就是这种情感的体现和对实力的证明。”任小龙说。

　　在参演马勒系列的所有乐团中，将演出“马勒七”的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是国内古典乐坛的新兴势力，就连张艺都谦虚地说自己是“乐迷型指挥”。“就我个人的解读，马勒第五交响曲是个临界点，之后的几部作品较之前几部难度更大，就说‘马勒七’吧，篇幅很大，共有五个乐章，超过80分钟。我们压力确实很大啊。 坦白说，如果不是去年在大剧院演了一回‘马勒五’，有了一点磨练，我们还真不敢接这一场。”

　　为了尽可能做好，张艺跟乐队队员们说的最 多的话就是鼓励，“虽然演出在9月份，还早，不过我们的队员都早早拿上分谱，私下里开始练习了。”演出“马勒七”需要100多人，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定编73人，目前只有68人。因此，对他们而言，首先面临的便是人手不够的问题。张艺的初步计划是，到时候从北京交响乐团或中央音乐学院借十几个人来。

　　超常编制 四处“借人”

　　马勒作品以编制大、结构复杂著称，“马勒八”更有“千人交响乐”之称，其编制规模称得上古典交响乐中的“巨无霸”。在马勒之前，没有作曲家可以将交响乐的编制扩大到如此规模。

　　演出“马勒八”对世界上所有乐团来说都是浩大工程。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1975年9月曾在维也纳指挥过一场“马勒八”，维也纳爱乐乐团加上3个合唱团组成了庞大阵容。上世纪90年代末，指挥大师尼姆·雅尔维曾在瑞典举行了一场带有慈善公益性质的“马勒八”演出，合唱团来自几个国家，由于耗资较大，瑞典王室慷慨解囊……

　　这一次，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勇敢”地承担了“马勒八”。阵容虽然达不到近千人，但也有300多人登台。据大剧院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届时，大剧院音乐厅管风琴两侧的观众席将成为合唱席，而舞台上的乐手座椅也将摆到舞台的最边缘，指挥通道也会被“侵占”一部分，以至于 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必须“让道”，指挥才能顺利走上台。

　　此外，8位独唱演员的甄选也不太容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歌唱家真正有马勒经验的并不太多，一般人不敢轻易触碰马勒。至于参与演出的合唱团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语言问题。“一般来说，国内合唱团演唱外国作品都会在语言上有些吃力，而‘马勒八’包括德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对他们而言难度更大。”这位项目负责人说。

　　其实，不光是“马勒八”，马勒的其他作 品也都是庞然大物。算下来，平均每一场演出至少都要110余位演出人员打底。在这种情况下，到哪去找足够大的排练场所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排练“马勒二”和“马勒三”，都不得不在前期采取分声部排练的方式。等到正式演出前夕，再会师大剧院音乐厅进行合练。

　　“‘马勒二’需要8个小号、10个圆号，完全是超常编制，合练时我们发现，由于铜管数量多，音量太大，前排的木管都受不了，最重要的是影响了木管演奏，所以我们特意把铜管声部的台阶垫高了，尽量让声音从木管声部的上方传出去，不至于震着他们。”担任这场音乐会指挥的陈佐湟说。

　　凑齐10个圆号更不容易，除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圆号手，还外借了两位。有意思的是，就连身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的圆号演奏家韩小明都亲自上阵了。“从2010年1月来到国家大剧院，我更多是负责乐团行政等方面的事务，基本不参加演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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