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于马勒病情的热衷堪称低级趣味，这在巴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比拟的唯有1997年8月戴安娜王妃的去世。他的病情快报成为全欧洲的早餐佐料，托马斯·曼开始以他为原型创作小说《威尼斯之死》。

　　这一事件的主要人物和情节简直可以直接拍成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音乐家病入膏肓，他的花瓶娇妻在病床前读情人的来信。一位医生在追求她，另一位则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们去巴黎向一位科学天才求助，记者挤破了他在布洛涅森林对面的家门。伟大的科学家好心地向记者们提供一些录音片段，一天两次。在威尼斯，一位小说家读了报纸，以这个将死之人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反英雄人物。在维也纳，文化精英们围在病床前，他的妻子却无影无踪。这一切，马勒在《第五交响曲》的柔板乐章中已有所预示。

　　100年前马勒（Gustav Mahler）死时正逢大众媒体时代的黎明，该时代终结了公众人物的隐私，代之以名人崇拜，医患协议不再神圣不可侵犯，死亡本身成了身后名和媒体财富的跳板。

　　1911年，马勒是纽约和维也纳最热的话题人物，他改变了这两座城市的文化。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十年间，他取消了歌手的统治地位，并致力于让所有艺术形式平等合作。在美国，他证明了交响音乐会可以不是家庭流行金曲的季节性重复；他为工人和学生演出，全面介绍新作品。他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并没有赢得上流社会的青眼，但大家都爱谈论他，以至于出租车司机看到马勒时会停车向乘客指点，好像他是个怪异的景点似的。

　　马勒在纽约被阔太太的律师偷袭后就生了病，她们逼迫他与爱乐乐团签一份新合同。马勒没有遵从医嘱，带着喉部感染勉力指挥了一场全新意大利作品的音乐会，回到宾馆时已神志不清。家庭医生怀疑是心内膜炎发作，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疾，于是从邻近医院请来了一位世界级专家。

　　38岁的李卜曼医术一流，给莎拉·伯恩哈特、托马斯·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看过病。他曾在白宫晚宴上见到当时的总统沃伦·哈定，然后对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耳语道，你会在两个月内继任。他简直就是确定性的代言人。在看过马勒的血液化验单后，他认为马勒必死无疑。

　　病人要求知道实情，然后决定回到维也纳等死。李卜曼建议他在巴黎停留，看看著名细菌学家安德烈·尚特梅斯（André Chantemesse）有无办法拖延感染，为他争取些时日。就在会诊期间，家庭医生开始追求马勒的妻子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而阿尔玛则忙于安排与巴黎情人的幽会，也就是未来的包豪斯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这出情节剧中根本没有无名小卒。就连为马勒抽血的医务助理乔治·拜耳（George Baehr），日后也成为说服纽约市长拉瓜迪亚建立集体医疗保险计划的先锋人物。

　　公众首度得知马勒的病情是通过爱乐乐团的一份假新闻稿，说他离开是因为“轻度感冒”。当时的爱乐首席西奥多·斯皮尔林正忙着邀请奥地利人魏因加特纳和英国人亨利·伍德来代替马勒。最终两人都未能成行，媒体很快失去了兴趣。

　　相比较之下，从马勒抵达巴黎那一刻起，维也纳媒体就铆足了劲儿。线人们蹲在尚特梅斯诊所门口守候，向进进出出的人打听马勒的消息。一份自由派报纸甚至为马勒专 出了一份“每日健康公报”，消息来源是他的身边人（大概是阿尔玛），内容包括体温和进食，特别强调了马勒在纽约被推荐饮用的一种保加利亚酸奶。品牌和名人日后渐渐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市场联盟。

　　其他报纸则对阿尔玛将马勒的病况归咎于纽约阔太太的指控大做文章。罗斯柴尔德男爵牵头的26位维也纳名流共 同起草了一份预祝马勒康复的私人电报，但也不忘适时透露给媒体。马勒的门徒布鲁诺·瓦尔特给一位记者拍电报说导师的病情“有拖延但不危险”。尚特梅斯本人 极重名誉，从不轻易下判断。于是诊所里其他人的闲言碎语被门口的记者听到，便被当成事实加以报道，并被专栏作家反复咀嚼。

　　媒体对于马勒病情的热衷 堪称低级趣味，这在巴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比拟的唯有1997年8月戴安娜王妃的去世。相似的情境再次重演：互相矛盾的诊所报告，拯救生命的无望抗争，对原因的疯狂追寻，异国元素，对激起公众歇斯底里的大众媒体进行道德申讨，媒体自辩，等等。

　　马勒的病情快报成为全欧洲的早餐佐料。托马斯· 曼当时正在亚德里亚海岛度假，开始以马勒为原型创作《威尼斯之死》。马勒回维也纳的列车之旅被当成帝王报道，而非音乐家。每到一站都有无数记者守在车厢前等候，打听最新的消息。在萨尔茨堡时，马勒的病况“未有恶化”；到了维也纳，编辑们每两个小时就给安养院打一次电话。

　　著名剧作家阿瑟·施尼茨勒擅长描绘维也纳伪君子众生相，他来到安养院实地调查寻找灵感。马勒将死，每日都有上百个窥私狂、文化寄生虫、摄影狗仔聚集在他周围。曾经炒掉他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也送来了硕大的花篮——在马勒葬礼上，他们送的花篮更大。

　　马勒之死不仅是一位音乐伟人的辞世，也标志着名利游戏进化史的转折点——公众攫取了对于英雄一切细节的知情权，并随时可以发表观点。对于百年后的史家来说， 要将马勒死时的喧嚣归结于马勒本人的个性或缺点，是很危险的。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和各大报纸渐长的胃口，媒体行为的改变是迟早的事，谁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只 是几率问题。

　　当然，名气本身也已有了变化。在一个世纪中，它从对创意的嘉奖降格到了硅胶植入的胜利。科文特花园剧院最近上演的新歌剧《安娜·妮可》（Anna Nicole）暗示“艺术-生活-艺术”的模仿论已经有了全新的转变，现实不再是客观的，而是大众媒体精心选择后缔造的意识状态。

　　马勒在所有交响曲中都插入了嘲讽，他预见了现实的不稳定性。作为指挥，他对同一首交响曲的每一次演绎可能带着极端的速度和色彩变化。他对乐团里的乐手说，音乐必须反映变化中的环境和情绪。

　　马勒对于名人的乏味也很警觉。如果有选择，他更愿意让声名限于能够欣赏他音乐的人群中。他在预订墓碑时，只选了一个词，就是自己的姓氏。作为名人崇拜的第一位牺牲品，他说：“那些前来寻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余的人则无需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