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 声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一书，以儒学地域化为框架，解读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以及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关系，不仅发现了近代知识群体与不同地域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知识群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知识主张及其形成的不同类型。

　　如果把以毛泽东、孙中山、蒋介石作为湖湘、岭南、江浙三地政治领袖代表的模式套在音乐精英分布上，同样会发现三个相应群体。无须说，以吕骥、贺绿汀、黎锦晖、査阜西等为代表的湖湘音乐家，个个得风气之先，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湘群体的代表吕骥以及紧随其后的贺绿汀，一直是统领音乐界半个世纪之久的专业领袖。可以说，他们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音乐领袖的代名词。与此相反，搅得20世纪音乐界不太安静的流行歌曲鼻祖，也出自湖南，这位把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领入视野的黎锦辉，同时把流行歌曲的第一声咏叹馈赠给现代史。另一个极端则与“时代曲”相反，古老的琴学领袖查阜西，以及并列的琴学大师管平湖的老师杨宗稷，也出自湖南。似乎有点神秘，湖南对20世纪的音乐界来讲的确举足轻重。领袖级的人物，呈现出正反两极的色调。红色领导人几乎都源自湘江，这是湖南的荣耀，与此同时，来自流行歌坛“弄潮儿”的批评也连年不断，这是湖南的晦暗。无须说，吕骥也好，贺绿汀也好，不管如何了不起，若非凭横空出世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的大勇大谋，湖南人绝不会如此出人头地。湘江后浪推前浪，重量级人物至今层出不穷，新一轮人才并未失声，如牵引“新潮乐派”的谭盾，第一位推出流行唱法的李谷一，以及当红歌星宋祖英等，流风余韵，仍可与前运相终始，气象袭世。

　　作为江浙知识群体的音乐界代表人物，自然是刘天华、赵元任、阿炳、杨荫浏、曹安和、黄翔鹏、丁善德、钱仁康、吴祖强。无论是阿炳还是记录了阿炳的杨荫浏是否同意，他们都是浓郁的江南文化的受益者。当年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无锡城，竟成为输出数位音乐大师的园地，让整个中国跟着他们家乡的音调哼哼。以杨荫浏、曹安和、黄翔鹏为代表的江浙知识群体，尊闻好博，渊粹卓绝，表现为对音乐学的突出贡献，成为20世纪的最高峰，至今没有任何群体可以替代。

　　以冼星海、马思聪、萧友梅、李焕之（原籍福建，出生于香港）、陈洪为代表的广东音乐家群体，则体现了另一种气度，主要功绩，集于创作。新旧相杂的方言，茹毛饮血的饮食，总让人把岭南看做化外之地，然而，海通以还，外学输入，远离天朝之地，却非同凡响，一次次地敢为天下先，音乐领域同样表现出“食头箸”的现象。这种姿态归功于广东人的开放，冼星海、马思聪、萧友梅，个个都有留学经历，绝非偶然，时代转型期催发的巨大创造力，把他们推到了弄潮的浪尖。

　　作为三大知识群体，20世纪乐坛上涌现出来的独领风骚的音乐家，改写了所有领域的所有记录，创作、理论、表演、教育、机构建设等，使各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获得了以前从未达到的成就。一部部作品涌现，一批批乐谱出版，一批批人才出现，一个个乐团创立，一所所院校建立，一本本杂志创刊，一篇篇文章出世，的确令人瞠目结舌，显示的活力至今令人神往。他们激情澎湃、规天下大计，风风火火地为社会搭建起一个又一个脚手架，盖起一座座城堡大厦，并心甘情愿地变为天堑通途下面那几个最受力的桥墩。

　　三个区域的知识精英，不可思议地扎堆，引出的地域人文景观让人思量。地域性话题从来都有点敏感，褒奖这里似乎就意味着贬低那里，其实，学术意义上的归纳是健康的谈论。无须说，历史从来不会平均地分配人文资源，湖湘、岭南、江浙之所以得天下风气之先，输送大批精英，归根结底，就是对教化持续不断地重视，仁人志士，设坛授学，靡然向风。上述音乐家无不从小浸染文化，培灌启蒙，虽然生于弱邦，育于战乱，但“欲破壁以自拔于黑暗”，艰苦卓绝，终成一代中流砥柱。提倡多元文化其实总把人与音乐往一个模子里塑的现代教育，已使区域文化日益趋同，珍惜地方文化特色并扶持独特精神的方式，想来应是培养不同人才弥足珍贵的环境。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让人从不同角度审视这段历史中出现的人物以及培育出他们清峻屹立人格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