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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谦叔、杨会召、杨少山编剧,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芳草心》(向彤、何兆华编剧,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等,均是举世公认的新中国60年来新歌剧的代表作。
民族器乐曲创作的成果也十分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现代民乐创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各地普遍建立的民族乐团(队)及音乐院校开设民族器乐专业教学,客观上促进了民乐创作的发展;二、现代民乐创作既与各地传统民间乐种并存,又以西洋音乐创作作为参考和借鉴,其创作题材之多样、质量之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少见;三、从新民乐创作理论体系的建构,到传统与现代手法研究的兴起,人们对民乐创作领域的各种新问题都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衡量和思考。
新民乐从创作方式来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由演奏家兼事作曲是创作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期间,由于演奏和教学的需求,许多民族器乐演奏家都纷纷动起笔来创编乐曲。因演奏家很熟悉乐器表现性能、音域、音区特色及演奏技巧,乐曲所要刻画的音乐形象可以在乐器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由演奏家创作的乐曲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海怀的二胡曲《赛马》、孙文明的二胡曲《流波曲》和《弹乐》、鲁日融的二胡曲《眉户调》及《秦腔主题随想曲》(与赵震霄合作),张长城、原野的板胡曲《红军哥哥回来了》,刘明源的中胡曲《草原上》,陆春龄的笛子曲《今昔》、赵松庭的笛子曲《早晨》,阎海登的笙曲《孔雀开屏》,任同祥的唢呐曲《庆丰年》,孙裕德的琵琶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刘德海的琵琶曲《浏阳河》、王惠然的琵琶曲《彝族舞曲》,郑宝恒的扬琴曲《万年欢》,曹东扶的筝曲《闹元宵》、赵玉斋的筝曲《庆丰年》、王昌元的筝曲《战台风》,李祥霆的琴曲《三峡船歌》、龚一的琴曲《梅花吟》,冯少先等人的月琴曲《松花江船歌》,刘明源的小型民乐合奏曲《喜洋洋》和《幸福年》,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草原连北京》等。从这些由演奏家兼作曲家创作的乐曲中可以看出,他们受到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的熏陶和感染,所创作的作品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增强了古老乐器的艺术感染力,焕发了艺术青春。当然,毋庸讳言,演奏家从事创作也存在某些不足和局限性,在作曲技法上也有一些欠缺之处。
民乐创作的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民乐创作队伍中有了更多的专业作曲家加盟。李焕之、彭修文、刘文金、朴东生、金湘、赵季平、饶余燕、高为杰、胡登跳、顾冠仁、张殿英、钱兆熹、刘锡津、张式业、景建树、何训田、唐建平、杨青、王宁等专业作曲家,学贯中西,厚积薄发,他们创作的乐曲音乐形象鲜明,风格各异,色彩纷呈。如李焕之的古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彭修文的民族管弦音诗《流水操》,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金湘的民族交响音画《塔克拉马干掠影》,赵季平、鲁日融的民族管弦乐曲《长安社火》,饶余燕的民乐音诗《骊山吟》,朱舟、俞抒、高为杰的民乐合奏曲《蜀宫夜宴》,何训田的民乐合奏曲《达勃河随想曲》等。这些作品,既继承又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优良传统,还体现了音乐创作与时代潮流相适应,进而走向现代性与民族性互融互汇,民族性与现代性多种多样结合的新阶段。
音乐遗产得到保护利用
对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遗产展开全面收集整理,是建国61年以来进行的一项巨大的民族音乐建设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文化部门、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各地音乐研究机构、音乐院校,组织了大批音乐家深入各地采风,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传统音乐资料,出版了一批经过整理的各种传统音乐曲集。在此基础上,1960年8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出版社联合发起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地积极行动,至1964年已有十余个省编成了初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并不利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工作的开展,特别是随后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工作便半途夭折。
“文革”浩劫结束后不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的工作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1979年7月1日,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了《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提出了编纂出版四大民族音乐集成的具体规划,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范围内全面展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
四大民族音乐集成是学术性和资料性并举的研究性质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是璀璨宏富的传统音乐遗产中的瑰宝,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科研价值和实用价值。
经过近30年来全国数以万计的音乐家与民间音乐艺人的齐心努力,四大集成迄今已全部编纂完成出版。四大集成均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各为30卷,全部为120卷,每卷的篇幅平均按200万字计算,总计达二亿四千万字。这四大集成是一笔宝贵的传统音乐财富,必将对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继承和创新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创新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更新的过程。新中国61年民族音乐发展的历程充分说明,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中国的民族音乐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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