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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回顾新中国61年民族音乐的发展历程，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审视。因为，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凡是产生并活跃在中华大地的音乐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狭义而言，则是指在我国传统音乐基础上发展延伸而来的现代民族音乐。本文侧重于从继承传统的角度来回顾61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历程，重点观照民族音乐的创作及遗产收集整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传统音乐洋溢新的生活气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文艺方针，使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衔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无论是民族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民族音乐遗产的收集整理，对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发展，都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和充满理想的时期。
这一时期，民族音乐一派欣欣向荣。周恩来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群众爱好的旧艺人。”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建国初期相继举办了规模甚大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3年4月）、“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1955年2至3月）、“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7年3月）等大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推出了一些杰出的民间音乐人才，如：管平湖（古琴）、吴景略（古琴）、曹东扶（古筝）、王巽之（古筝）、罗九香（古筝）、林石城（琵琶）、陆春龄（笛子）、冯子存（笛子）、杨元亨（管子）、赵松亭（呐唢）、安来绪（西安鼓乐）、朱勤甫（苏南吹打）、朱仲禄（花儿）、色拉西（马头琴）、宝音德力格尔（蒙古族长调）、吐尔地阿洪（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阿泡（苗歌）等。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民间乐曲有笛子独奏曲《鹧鸪飞》（陆春龄根据湖南民间乐曲改编）、《喜相逢》（冯子存改编）、《三五七》（赵松庭根据婺剧唱腔改编），双管独奏曲《江河水》（王石路、朱广庆等根据辽宁鼓乐曲牌改编）、唢呐曲《百鸟朝凤》（任同祥等根据山东民间曲牌改编）等。这些作品既有浓郁的传统音乐韵味，又有“新”的生活气息，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欢迎。
民乐创作涌现两次高潮
广大音乐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努力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传统音乐的能量，另一方面又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和寻求新的音调和新的节奏，将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1949年至2009年间，我国的民族音乐出现过两次大的音乐创作热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另一次是八九十年代。
在民族声乐创作方面，题材、体裁和形式比较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及歌剧作品。五六十年代的歌曲代表作，如《歌唱二郎山》、《新疆好》、《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牧歌》、《我的祖国》、《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九九艳阳天》、《采茶舞曲》、《娘子军连歌》、《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谁不说俺家乡好》、《珊瑚颂》、《挑担茶叶上北京》、《乌苏里船歌》、《洗衣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声乐的精品之作颇为多见，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请到天涯海角来》、《长江之歌》、《敢问路在何方》、《十五的月亮》、《枉凝眉》、《重整河山待后生》、《黄土高坡》、《篱笆墙的影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同一首歌》、《在中国大地上》、《涛声依旧》、《春天的故事》、《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好汉歌》、《走进新时代》等等。
在这些民族声乐作品中，有独唱曲、合唱曲、重唱曲、艺术歌曲、电影电视插曲、通俗歌曲等多种音乐体裁。有的是当代作曲家充分利用传统音乐资源，以民歌、曲艺、戏曲音乐主题发展改编而成，也有的是将传统音乐韵律与时代音乐语言相结合创作的民族民间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作品。
在民族歌剧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亦很重视从传统的歌舞、说唱、戏曲音乐中吸取养料，同时根据剧情表现的需要，创造出生动的歌剧音乐形象。比较成功的民族歌剧有：《小二黑结婚》（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田川、杨兰春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刘胡兰》（于村、海啸、卢肃、陈紫编剧，陈紫、茅沅、葛光锐作曲）、《红珊瑚》（赵忠、钟立兵、林荫梧、单文编剧，王锡仁、胡士平作曲）、《江姐》（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沙作曲）、《洪湖赤卫队》（朱本和、张敬安、欧阳谦叔、杨会召、杨少山编剧，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芳草心》（向彤、何兆华编剧，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等，均是举世公认的新中国60年来新歌剧的代表作。
民族器乐曲创作的成果也十分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现代民乐创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各地普遍建立的民族乐团（队）及音乐院校开设民族器乐专业教学，客观上促进了民乐创作的发展；二、现代民乐创作既与各地传统民间乐种并存，又以西洋音乐创作作为参考和借鉴，其创作题材之多样、质量之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少见；三、从新民乐创作理论体系的建构，到传统与现代手法研究的兴起，人们对民乐创作领域的各种新问题都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衡量和思考。
编者按：回顾新中国61年民族音乐的发展历程，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审视。因为，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凡是产生并活跃在中华大地的音乐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狭义而言，则是指在我国传统音乐基础上发展延伸而来的现代民族音乐。本文侧重于从继承传统的角度来回顾61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历程，重点观照民族音乐的创作及遗产收集整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传统音乐洋溢新的生活气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文艺方针，使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衔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无论是民族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民族音乐遗产的收集整理，对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发展，都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和充满理想的时期。
这一时期，民族音乐一派欣欣向荣。周恩来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群众爱好的旧艺人。”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建国初期相继举办了规模甚大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3年4月）、“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1955年2至3月）、“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7年3月）等大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推出了一些杰出的民间音乐人才，如：管平湖（古琴）、吴景略（古琴）、曹东扶（古筝）、王巽之（古筝）、罗九香（古筝）、林石城（琵琶）、陆春龄（笛子）、冯子存（笛子）、杨元亨（管子）、赵松亭（呐唢）、安来绪（西安鼓乐）、朱勤甫（苏南吹打）、朱仲禄（花儿）、色拉西（马头琴）、宝音德力格尔（蒙古族长调）、吐尔地阿洪（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阿泡（苗歌）等。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民间乐曲有笛子独奏曲《鹧鸪飞》（陆春龄根据湖南民间乐曲改编）、《喜相逢》（冯子存改编）、《三五七》（赵松庭根据婺剧唱腔改编），双管独奏曲《江河水》（王石路、朱广庆等根据辽宁鼓乐曲牌改编）、唢呐曲《百鸟朝凤》（任同祥等根据山东民间曲牌改编）等。这些作品既有浓郁的传统音乐韵味，又有“新”的生活气息，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欢迎。
民乐创作涌现两次高潮
广大音乐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努力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传统音乐的能量，另一方面又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和寻求新的音调和新的节奏，将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1949年至2009年间，我国的民族音乐出现过两次大的音乐创作热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另一次是八九十年代。
在民族声乐创作方面，题材、体裁和形式比较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及歌剧作品。五六十年代的歌曲代表作，如《歌唱二郎山》、《新疆好》、《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牧歌》、《我的祖国》、《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九九艳阳天》、《采茶舞曲》、《娘子军连歌》、《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谁不说俺家乡好》、《珊瑚颂》、《挑担茶叶上北京》、《乌苏里船歌》、《洗衣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声乐的精品之作颇为多见，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请到天涯海角来》、《长江之歌》、《敢问路在何方》、《十五的月亮》、《枉凝眉》、《重整河山待后生》、《黄土高坡》、《篱笆墙的影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同一首歌》、《在中国大地上》、《涛声依旧》、《春天的故事》、《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好汉歌》、《走进新时代》等等。
在这些民族声乐作品中，有独唱曲、合唱曲、重唱曲、艺术歌曲、电影电视插曲、通俗歌曲等多种音乐体裁。有的是当代作曲家充分利用传统音乐资源，以民歌、曲艺、戏曲音乐主题发展改编而成，也有的是将传统音乐韵律与时代音乐语言相结合创作的民族民间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作品。
在民族歌剧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亦很重视从传统的歌舞、说唱、戏曲音乐中吸取养料，同时根据剧情表现的需要，创造出生动的歌剧音乐形象。比较成功的民族歌剧有：《小二黑结婚》（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田川、杨兰春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刘胡兰》（于村、海啸、卢肃、陈紫编剧，陈紫、茅沅、葛光锐作曲）、《红珊瑚》（赵忠、钟立兵、林荫梧、单文编剧，王锡仁、胡士平作曲）、《江姐》（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沙作曲）、《洪湖赤卫队》（朱本和、张敬安、欧 [1] [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