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承宗（1941年—），一位传奇钢琴家。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厦门鼓浪屿。文革期间曾用名“殷诚忠”。先后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第一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他致力于钢琴音乐的中国化，其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中国音乐与戏曲史上的一支奇葩，由他主持并作为创作者之一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迄今中国最重要的、在世界范围传播最广和被演奏最多的钢琴作品。他对《黄河》的经典诠释具有权威性。

个人生平

　　文革时期
　　由于钢琴弹的都是西洋音乐，批判“封、资、修”的潮流之下，钢琴的命运在中国跌入低谷。殷承宗看到当时出现的现代京剧、现代舞剧中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都活跃在舞台上，于是他不再消极等待，决心用实践证明钢琴能够“洋为中用”、能够为工农兵服务。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社会上为群众演出的热潮，他和几个朋友自发地采取一个大胆行动，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出，从弹奏群众熟悉的歌曲开始，接着让观众随意点奏。开始大多点的是当时全国流行的语录歌。有观众要求听京剧，而他当时对京剧一窍不通，但因中央乐团已搞了交响音乐《沙家浜》，他对该剧的曲调还比较熟悉，凭记忆弹了一点。回去后连夜赶写了该剧中沙奶奶斥敌的一段，第二天找一个会唱的人一起回到天安门为群众演出，反响非常热烈。在天安门连演三天后，又到建国门等北京其它街头去演出，受到观众的喜爱。随后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表示赞扬和鼓励。
　　受天安门广场演出经历和观众点唱京剧的启发，殷承宗有了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冲动。于是他到中国京剧院去拜师，并对京剧和钢琴这两种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艺术做了极为仔细的研究。1967年国庆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殷承宗和刘长瑜合作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引起轰动，中央首长给予充分肯定。此后殷承宗继续完成李玉和、李奶奶唱段，1968年全部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一全新音乐形式的大胆尝试，最成功之处在于将中西音乐文化中各自突出的优点相融合，为钢琴音乐的民族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的道路。
　　钢琴伴唱《红灯记》成功后，殷承宗开始考虑创作重大题材的钢琴协奏曲音乐，让钢琴以主角身份站立起来，融入时代、融入大众生活。当时一张大字报中讲到中央首长接见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时说钢琴应弹京剧、弹《黄河大合唱》、《歌唱祖国》。这给了他启发。他找音乐学院的一些学生商量，最后主题落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上。为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成立了创作小组，有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三人，加上殷承宗的学生许斐星做秘书，由中央乐团军代表带领，一行五人到黄河沿岸体验生活。后来创作班子增加了刘庄、石叔诚（主要作为钢琴演奏B角）。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69年年底前作品基本完成。为了在第四段以“东方红”旋律将音乐推向高潮，殷承宗闭门一星期反复推敲，将“东方红”旋律融于整体，形成激情澎湃震撼人心的高潮。
　　197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黄河》。演奏完毕，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喊出“星海复活了！”。1970年5月1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1971年，殷承宗随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国（后因故取消前往英、法、意的演出），每场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之前都首先加演《黄河》。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文艺界迎来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段。伦敦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和费城管弦乐团相继来访，殷承宗和这些乐团合作演出《黄河》。1973年与克劳迪奥·阿巴多率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合作演出给殷承宗本人留下深刻感触，而与尤金·奥曼迪率领的费城管弦乐团的合作，纽约日报记者向美国报导中写了许多对殷承宗的好评。之后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演出。日方希望他的曲目能够中西各半，而中方只让弹中国作品，但当时并没有足够多的中国作品可弹。殷承宗感觉到需要创作一批中国的钢琴独奏作品，使之能够撑起整台音乐会。
　　殷承宗获准组成由他和储望华、刘庄、黎英海、杜鸣心、王建中等人参加的创作组，专门写钢琴独奏曲。他和创作组部分成员连同钢琴搬进当时正在整修未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里靠湖边的一个环境清静但设施简陋的房子，室内没有自来水、煤气、厕所，要自己挑水、生火炉、使用室外公厕。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此度过了创作丰收的一年。创作组选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精华的一些古曲，拜访了多位琵琶演奏家以及国乐老前辈杨荫柳、曹安和等人，收集大量资料，听大量录音。经过一年的矛头钻研、创作，写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钢琴独奏曲。此后再去陕北采风，写出陕北民歌组曲，殷承宗还用《钢琴伴唱红灯记》中的两段改写了钢琴独奏曲，杜鸣心用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写了钢琴组曲。两年的努力，完成一个多小时的作品。用体现琵琶指法效果的演奏方法写出的《十面埋伏》或许当时难以令人接受，没能通过文化部审批。《十面埋伏》因此被埋没十年，到1983年得到首演机会。
　　1975年殷承宗应邀赴日本演出，除按日方要求演奏了《黄河》以及上述古曲，由NHK电视台录像在日本播放。
　　1975至1976年间，殷承宗带领中国艺术团（一个由六十多位从全国各地选拔上来，拥有器乐、声乐、舞蹈各方面人才的表演团队）到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访问演出。
　　在中央乐团担任领导的那段日子，他大部份时间在搞创作、出访及为所有来访的国家元首演出，参加拍摄了五部与钢琴有关的电影：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中国艺术团演出的《百花争艳》、英国记者格林拍摄的《前进，红色的中国》（其中有与中央乐团演奏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记录有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片段的名为《音乐的春天》的记录片。
　　殷承宗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后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文革结束
　　1976年10月后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其间被囚禁在乐团（隔离审查）十个月。在这不能练琴十个月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撑手，十个月下来手不但没萎缩，反而被撑大，能弹十度了（原只能弹九度）。二是在脑子里背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谱等以前弹过曲子。当时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江青是殷承宗的入党介绍人”，而江青作为“四人帮”之魁首被彻底打倒，组织上自然要重新考虑殷承宗的党籍问题。李德伦对此予以澄清：“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党支部大会就讨论通过了殷承宗的入党申请，我是介绍人。只是当时党委没批。我证明，他的入党手续是完备的”，认为不该禁止他演出。事情逐步搞清后，殷承宗被允许恢复自由。他当获悉在住家附近的河北梆子剧团有架钢琴，通过同学吴灵芬的关系到那里练琴。已三、四年没有演出的殷承宗，为了恢复演出感觉，每星期天请同学和朋友们来听他演奏，慢慢把舞台感觉找了回来。一封反映殷承宗无法参加演出活动的信交到了文化部长黄镇的手里：“他的问题现在已查清了，他要求参加排练演出，但有关领导不知为什么不让他演出，硬要一个青年钢琴家去音乐学院做教师工作。这种做法，在政策上是欠妥的，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钢琴家来说，不让他上舞台演奏，等于断送了他的艺术生命，其影响和后果都是不好的。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做法，让殷承宗参加排练和演出活动。”黄镇完全同意此信的观点，当即指示乐团安排殷承宗演出，并接见了殷承宗。
　　1980年7月16日晚，殷承宗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家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和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全场听众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长达十分钟之久。这是殷承宗文革后首次重登舞台。
　　1982年1月，殷承宗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再度由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演出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是该名作在中国的首演。演出大获成功。美国著名钢琴家、历任柴可夫斯基和肖邦国际比赛评委的尤金·李斯特教授听了殷承宗独奏音乐会后说：“1962年我在莫斯科听过殷承宗的演奏，他的技巧，演奏也很辉煌。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听，觉得他更加成熟，演奏更有说服力，最主要的是他自始至终把技巧融在音乐里，把我完全迷住了。我听了几十年的钢琴演奏，耳朵都听出了茧，但殷承宗的演奏却使我耳目一新。他不愧为青年钢琴大师。”
　　经历风雨的殷承宗有了到国外去重新开始奋斗的想法。审批手续几经周折终获批准。1983年3月，他携五岁大的女儿踏上了完全陌生的美国，开始新的艰苦创业。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音乐会。《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对于我们这些常以“孤立”来形容中国历史的人，殷承宗使我们惊讶。四十二岁来自中国的钢琴家星期三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他在纽约的首演，展现的不仅是他对乐器的卓越控制，还有他对乐曲的正确理解。在所有的乐曲中，殷承宗表现了对古典音乐的敏锐而又自然的领悟，特别是他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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