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阳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对墨西哥乡村地区研究时，开创性地使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于一九五六年出版<农民社会与文化>，首次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对概念，用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在这里，罗伯特用小传统来表示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认为小传统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被动地位，在文明的发展中，农村不可避免地被城市所吞食与同化。罗伯特将小传统来代表农民文化，主要因为这是一个非“精英文化”的传统。

      该学术理念被提出以后，国外学术界在认可这种理念的前提下，赋予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多层次的内涵和释解，并将这种理念广泛运用于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国的社会文化学者也将这种观念引入，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我在想，如果将这种理念用来解释中国的音乐文化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恐怕还不是这么简单地划分与类归就能够说得清楚的。首先我们需要辨析清楚的是在中国的音乐文化中何为“大”、何为“小”，或者说在中国音乐文化中这大与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中国音乐文化，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过了“九曲十八弯”已经流淌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音乐文化从单一到复杂，创造性地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概括起来讲，中国音乐文化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一样，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

      所谓社会功能性，是指中国音乐文化自从其发生、发展以来，便与丰富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音乐成为祭祀文化中不可或阙；成为礼的有机组成；成为人们表达丰富思想情感的必须。所谓实用功能性，是指在生产、生活中，作为独特的音响形式，它可以成为人们交流的信号，规范劳动节奏，助猎的工具，烘托气氛，传递喜怒哀乐，愉悦、陶冶性情，激发斗志，甚至是传承民族和族群文化等等。以上这些层面构成了音乐文化的丰富性特征。虽然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某些功能可能减退，某些功能得以凸显，但是这两类功能的一直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直至20世纪初叶，中国一直是一个农耕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中国的音乐文化与这两大类社会功能性相辅相成，此消彼长。在延续了数千年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之中，音乐的功能性意义显而易见，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在种种仪式性的行为中间，人们更看重其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的功能，强调庄重、肃穆的文化属性；当在社会发展中强调“为人”的音乐、作为审美意义的音乐越来越得到彰显的时候，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性内涵得以丰富。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这两种主要的社会功能是并存的。

      进入20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这种外来强势文化的传播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国学校音乐文化的主动选择。在城市中，形成了西方音乐的原样存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产生变异的中国传统音乐、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新音乐”三分的局面。西方音乐文化在历来最容易产生文化变异的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久而久之，中国的城市中音乐文化逐渐脱离了农耕文化观念而产生了重大的变异、也可以说是变革，并逐渐成为了新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就我们音乐学界当下的话语系统说来，说到音乐传统，一般意义上是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现今依然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文化，对于当下的城市音乐文化，还少有称其为“传统”者。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革，中国城市音乐文化的确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这里应该注意两点。其一是在西方音乐文化没有进入之前，中国的音乐文化虽然也有城市和乡村之分，也是城市文化影响乡村文化，但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在传统文化观念深厚的中国，两者之间在多层面上有着相当广泛的一致性。然而，西方音乐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城市音乐文化产生了重大变异。其二是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不断加强，音乐作为欣赏与审美、表达个人的情感的功能越来越得以彰显，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西方音乐文化（正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音乐文化）进入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为人”的、作为审美功能的音乐，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更何况当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无神论，将一些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作为封建迷信加以禁除，不容许所谓“为神奏乐”的功能性存在的时候，城市音乐文化中以审美欣赏为主要功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