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子也称劳动号子、哨子。流传于中国各地。先秦典藉《吕氏春秋》有一段记载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是先民一边集体搬运巨木，一边呼喊号子的逼真描写。而且，还说出了一个极朴素又极重要的道理：早在原始时代，凡“举重”，必唱“劝力之歌”。所谓“劝力之歌”就是后来的劳动号子。这种体裁是人们在参与需要相互协作的集体劳动时，为了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解劳动情绪而唱的一种民歌。所以，产生“号子”的必备条件首先是集体劳动，同时还必须是需要互相协作的集体劳动。诸如出海打鱼，森林伐木、抬木，江河摇橹、拉纤、放排，码头搬运，建筑工地打夯、打硪，上山撬石、打石以及挖石膏、制盐等劳动几乎都要有不同的劳动号子相伴。

　　号子类别的划分，主要依据是不同的工种和传唱环境。从历年已经采录到的音乐资料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

　　海洋渔民号子，即沿海渔民出海捕鱼时撑帆、撒网、收网、装仓等劳作中所唱的号子。又分“近海号”和“远海号”。前者节奏音调略微平和，后者颇激烈紧张。但都按劳动过程组成联套，每套少则五、六段，多则十余段，伴随着渔民们撒网捕鱼、迎风破浪。从渤海湾到南海，都有渔民号子流传，其中以渤海和舟山一带最具代表性。

　　江河船工号子，即长江、黄河及其支流上船工们所唱的各种号子。一般以中、上游地带更为普遍。如著名的“川江船夫号子”“湖南澧水船工号子”，甘肃、宁夏“黄河推船号子”，河南巩县、三门峡、开封“船工号子”、陕南“汉江船工号子”等。其中，流行于四川境内的“长江船工号子”，由于这一地段长江水急、弯大，地貌复杂，给行船造成许多困难，所以，船工号子也就特别丰富。既有轻松的“下水号”，又有舒缓的“平水号”，更有高度紧张、近于呼喊的“上水号”“拼命号”。而且随着船工们的情绪变化，既有山歌调，又有川剧高腔，也有根本无词的足以与风浪比高低的狂喊，给人以惊天动地的强烈震撼。

　　码头搬运号子，传唱于码头、货场的装卸、抬扛、推拉等劳动场合。如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诸玛头的起重号、上肩号、扛包号，四川成都的“板车平路哨子”，天津的“推车号”，安徽的“板车号”等。由于这类劳动全部与工人的行路相关，所以，其歌唱的节奏鲜明而短促，曲体短小单一，唱词也多是无实际意义的呼喊性的感叹词。

　　森林林工号子，即林区伐木工人在伐树、运木、垒木等劳动中所唱的号子。主要流传于东北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及西北、华南各大林区。号子的种类因劳动方式不同而形成多种名目，如长白山区的运木号子就有蘑菇头号、大掐子号、拽大绳号、嘹号、瓦扛号、流送号等。华中华南各林区还有一种“排筏号子”，是在将“木排”放入江流时工人们唱的一种号子。由于这种劳动强度大、危险多，所以号子也具有高亢、粗放、气势豪迈、压倒一切的特色。

　　工地建工号子，即建造房屋打地基或加固河堤劳动中唱的号子。这一劳动必须使用一种用方石或圆铁饼穿绳或木棍制成的“夯”“硪”作为工具，由四－六位工人不断抬起扔下地砸地基，於是唱“夯歌”“硪歌”也就必不可少了。这类号子遍布全中国。但以黄河下游每年春秋两季筑堤劳动中流传的“夯号”最为壮观。届时，千里大堤上响彻了成千上万的民工们唱的各种各样的“硪号”“夯号”，构成了一幅有“声”有“势”、巨大无比的音画。

　　除以上所述，还有“盐工号子”“石膏工号子”“打连架号子”“车水号子”等等。

　　号子的歌唱方式，主要是“领、合”式，即一人领，众人合，或者众人领，众人合。在节奏较缓的劳动中，“领”句较长，“合”句稍短。而在较为紧张的劳动中，领句、合句都十分短促。另外，多数情况下，领句唱完之后，合句再接唱，但也有合句在领句结束以前就进入的，两个声部由此构成重迭状态。

　　总之，各种劳动号子作为民歌的一个主要体裁，早在原始时代人们开始从事集体劳动时就已产生，而直到现代社会某种机器取代某种集体劳动才逐渐消失。数千年来，它伴随着劳动大众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创造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号子又是人与自然和劳动相结合又相碰撞而产生的最早的精神、艺术之花。因此，它具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