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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汉族，广东海丰人。1912年5月7日，马思聪作为马家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小名艾。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总角之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这才得以维持9个儿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马思聪的父母都不懂音乐，但广东的戏剧之乡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随大哥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
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 后1930年再次赴法，向毕能蓬（Binembaum）学作曲。1931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第二年归国，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主要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1932年马思聪与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年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坚持从事频繁的演出，并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倌长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
由于文革原因，1967年1月经香港出逃，赴美国定居，从事作曲、教学工作。1987年5月20日美国费城逝世。2007年12月14日，马思聪异国辞世20年后骨灰归葬广州，同日《马思聪全集》在广州艺博院举行首发式。周总理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往事略集
▲《祖国》、《春天》和《欢喜》
1939年10月，马思聪经过长途跋涉，一家三口来到重庆。在这里，马思聪结识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朋友李凌。两人是广东老乡，又都是音乐文化人，彼此亲密无间。李凌从延安来，肩负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要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许多音乐家是主张抗日的，要关心团结他们，人越多越好，要有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来关心支持音乐事业才好。
李凌开始频繁接触马思聪，关注马思聪的思想和情绪，从音乐艺术直至谈到民族命运。
1940年5月，在重庆嘉陵宾馆的晚宴上，马思聪见到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周恩来大步流星地走到马思聪面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1945年，马思聪和徐迟同在重庆。8月，毛泽东为国共谈判事飞抵此地。9月16日，乔木告诉徐迟：“今天下午3点钟，你和马思聪两人，一起到红岩村去，到时候会有车子来接你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次对文艺界的接见，谈话主要在毛泽东和马思聪之间进行。马思聪向毛泽东提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回应说：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写提高作品的作者，鲁迅先生是一个写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来当鲁迅先生，那也就不好办了。后来徐迟解释，毛泽东希望马思聪这样的大音乐家写一些提高作品，但同时也做一些普及工作。
1946年11月，马思聪到上海，与乔冠华、龚澎会面，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1947年，马思聪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完成《祖国大合唱》。马思聪使用陕北眉户的民歌曲调，铺就开篇的歌曲，象征着光明从延安来。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马思聪的住所，用流利的普通话“顺道”拜访马思聪先生。大使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当场谢绝。
数日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来到马家，递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纽顿）。纽顿说，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为马思聪先生联系好了在美国工作的大学，聘请他当音乐教授，此次来访是请马思聪定下时间，以便他去预订马思聪和全家人飞往美国的机票。纽顿的结局和司徒雷登一样，在被马思聪坚决拒绝后悻悻离去。
当年，马思聪完成《春天大合唱》。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马思聪谱就《欢喜组曲》。
不久，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应声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思聪先生出任院长。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是中南海常客。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常请马思聪即席演奏。一次，周恩来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意气风发的年代，意气风发的马思聪，为中央音乐学院校报题词：诚心诚意做一条孺子的好牛。
▲当《思乡曲》改成《东方红》
1950年，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儿童歌曲传唱全国，经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亿万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歌长大。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
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和沉重。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进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时间的脚步迈到了1966年。
5月，一个星期天，一学生神色慌张地来到马思聪院长家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6月，马思聪受到急进学生高呼着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
马思聪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一切似在恶梦之中。
马思聪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那里有学院党委书记、各系主任，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电影院校、文艺界权威和知名人士，计500多人。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
鲁大铮为筹建马思聪艺术博物馆，曾与马氏后人多次接触，对于那个年代，他笔下这样记录：
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着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他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
一次，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尖刀，对着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一日，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马思聪的家，红卫兵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并且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当妻子王慕理无法承受这等威胁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开始流浪生涯的时候，马思聪在偷偷地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沨：“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马思聪的心“头”是有个底的，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的节目开始曲还是《思乡曲》，他马思聪就还没有被坚决打倒、没有被彻底否定，就还有希望，还有盼头，他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能演奏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理由明确而简单：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
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
▲漂泊四方的饥饿幽灵
1966年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见到满头灰发的憔悴父亲。女儿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走吧”。
此时此刻，“牛鬼蛇神”已沦为落水狗，其“重要性”让位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马思聪以肝病复发为由，向看守人员请假，回家休息一周，获得批准。马思聪携琴坐火车南下。
有一条船，在南方的海面上等候着马思聪的女儿。
这个消息令马思聪心烦意乱，举棋不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回北京继续过那日遭凌辱、夜做恶梦，生死未卜的日子；要么逃离尘嚣、远离灾难，以求生存。马思聪陷入命运抉择的两难之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思聪最终作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
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到达香港九龙的海滩。
鲁大铮说道，偷渡蛇头，做的是生意，他不管你是马思聪还是老百姓，他也不想知道你是谁，这还少了风险；他要的就是钱。那时候，偷渡去香港，一个人的费用是一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举家出走，一家再加一万。“这时候的马思聪一家人，身无分文”，与蛇头说好，由马家在香港的亲戚“付钱”。
马思聪一家人在海岸边的岩洞，与亲戚见面，商定：香港也并非久留之地，只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国的胞弟。这位亲戚来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其后两天，英国领事和美国领事，来到这位亲戚家中，“一边录音，一边记录”。20日中午，两位领事再度来到亲戚家，“带领”马思聪全家来到莎士比亚大厦，略作梳洗，再次乘坐美国领事馆的轿车，驶进启德机场。美国领事和马思聪家人坐在了头等舱位。
第二年4月12日，马思聪与弟弟在纽约露面，马思聪说道：
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儿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17年来所没有的……去年夏秋[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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