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音乐知音携手共创中国近现代音乐

　　赵元任在一生的音乐创作中,与很多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事业上的知音。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相互促进,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创作热情,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萧友梅是赵元任较早结识的好友。赵元任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到北京刚两个星期,就去拜访萧友梅,可见他结识萧友梅的急切心情。两人一见面,就交流各自的作品,可谓一见如故。此后,他们在北京多次见面,讨论音乐教育和创作方面的问题。萧友梅在周末和假日,常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是常客。1927年,萧友梅离开北京到上海协助蔡元培创建国立音乐院(后来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可赵元任和萧友梅并未因此而疏远,彼此仍然关注着对方的音乐活动。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萧友梅在1930年4月出版的《乐艺》杂志创刊号发表的《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一文中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1934年,赵元任从北京迁往南京后,与萧友梅又有了深入的交往。萧友梅请他到上海国立音专做了《近代声学对于音乐的几个贡献》的学术报告,赵元任多次在该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按照萧友梅的“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歌曲的”教学方针,上海国立音专采用的声乐教材中,就选取了赵元任的不少歌曲。

　　赵元任的另一位好友是著名音乐家黄自。黄自对赵元任的音乐造诣颇为仰慕,他将赵元任的作品编进自己的和声教材,搬上了课堂。他还用各种方式介绍、传播、推广赵元任的作品。例如,他曾在《音乐周报》上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赵元任的艺术歌曲。赵元任也把黄自视为音乐上的知己,对黄自倍加赞赏,并称他为“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曾写下《黄自的音乐》一文,高度评价了黄自的音乐。

　　类似的事例很多,在此不再介绍。正是这种相亲相近的交往和交流,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音乐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从而携手探索出一条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的新路。

　　从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明确地提出了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早在1927年,他在《新诗歌集·序言》中就阐述了这样的见解:“俄国音乐家所著的音乐的基本的法术是跟世界公共的,但是里头又另有俄国的国性跟著者的个性,使听者可以听得出而听了也喜欢。要达到这种情形,是中国音乐发展上应取的目标。”赵元任这样分析中西音乐的异同:“无论什么艺术,都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原则”;“要比较中西音乐的异同,得要辨清楚哪一部分是不同的不同,哪一部分是不及的不同”;“中国音乐的‘国性’都是值得保存跟发展的”;外国的管弦乐队、和声、复调等因素,“不能叫做中西音乐的不同,硬是中国音乐程度的不及”;“我所注重的就是咱们得在音乐的世界上先学到了及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个人或是中国的特别的风味在上,作为有个性的贡献”;经过“一番训练之后,那就可以摸到中国音乐发展的路了”。

　　赵元任认为中国有人才,相信“在很短时期就可以有人站在世界上做中国的代表的”。赵元任在他的著作和言论中,还强调音乐作品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顾及一般人的接受水平,要多为当代人而作等等。这些见解集中反映了当时音乐界先驱们的抱负,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年重返祖国探亲交流

　　1973年,赵元任在定居美国35年后首次回到祖国探亲交流。这次回国,他不仅会见了久别的亲友,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据赵元任在国内的二女儿、中南大学赵新那教授和女婿黄培云教授回忆,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赵元任夫妇及其亲属,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交谈中,周总理谈到当年的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问题,以及赵元任正在编写的《通字方案》,并建议他的这部著作在国内出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通字方案》)。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的祖父杨仁山居士,是著名的“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因此，她很想了解刻经处的现状。总理告诉她，“金陵刻经处”依然存在,由中国佛教协会管理。她听了后十分宽慰。周总理知道她曾热心推行优生学,是我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医师之一,希望她为祖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点力,这也让她非常感动……这次会谈时间很长,约有三个小时,话题也很多,气氛非常融洽,让赵元任难以忘怀。临别时,周总理一直将他们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并邀请赵元任夫妇再次回国访问。

　　这次回国探亲交流,赵元任极为满意。此后,他与国内的联系更加密切,常常接待国内的访美代表团。1981年3月,赵元任的夫人不幸病逝,他也已88岁高龄,可仍于这年5月14日由女儿们陪同再次回国。

　　这次回国,赵元任还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在探亲访友之际,赵元任仍不忘关心中国的语言学和音乐事业,应邀到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座谈、交流。

　　在参加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显然,他心目中的“他”,又回到刘半农歌词原意中的“她”——祖国母亲。海外生活几十年,他对祖国积蓄了太多太深的思念。一旦回到祖国,他怎能不唱起这首歌,抒发自己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离开祖国时,他对送行的女儿赵新那说,明年他还要再回来!

　　然而,就在1982年初,赵元任走完了人生历程,在美国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讣告信时加了编者按:“在我国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教授,今年2月24日在美国逝世。本报曾发表过新华社的简短新闻。现在将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教授(去夏曾陪赵元任教授回国探亲和访问)写的一封信发表在这里,让读者从中了解赵元任教授逝世和逝世前的一些情况。信中提到的赵新那同志是赵的二女儿,她和她的丈夫黄培云同志都在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卞学鐄教授是赵如兰教授的丈夫,他和她分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去年3月在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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